中国人的留学历史，也是一部国家发展的历史。一代代留学生就像一面面镜子，反映着中国社会的变迁和进步。150年前，詹天佑、茅以升留学归来，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先驱；60年前，钱学森、邓稼先回到祖国，化身建设新中国的栋梁；如今，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正在走出国门，中国留学教育也在思想启蒙、文化传播、人才培养、社会变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且积极的作用。

　　留学风潮催生出一批又一批新的行业。在王黔口中，留学行业的发展史被别出心裁地划分为五个阶段。透过他的讲述，我们得以触摸到现代留学行业发展的脉搏。

　　2000年以前

　　留学行业的“远古时代”

　　1984年，留学迎来了大潮，这一年，国家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打开了自费留学的渠道。仅在1985年底，出国留学生的总人数就达到3.8万人，其中自费留学生7000人。

　　王黔进入留学行业源于一次偶然。1999年末，经历了第一次职业挫折的王黔遇到了从前在上海理工大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我们是同一个寝室，头碰头睡觉的兄弟。”彼时，这位好友刚从瑞士留学回国，带回了不少留学见闻与经验，王黔与他一拍即合，二人计划联手创业，共同做留学业务。

　　当时的留学行业还未成气候，行业一片混沌，是真正的萌芽期，王黔称之为留学行业的“远古时代”。“那时，留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件可以改变人生轨迹的大事；而出国留学和从事留学行业的人数却都很少，这就导致了很多问题。”据王黔回忆，在这个阶段，海外院校和学生之间存在着天然“沟壑”，因公留学名额很少，而想要申请因私留学的学生又面临着学校选择少、信息闭塞、护照难办、外汇难换等等一系列困难。

　　王黔告诉《留学》记者，2000年左右，学生和院校之间还需要通过原始的Hotmail和传真机沟通，学生往往只能凭借机构给的一张招生简章上的简单文字和图片，决定自己的目的国和学校。高额的沟通代价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使得许多学生求助无门，没有信息获取途径的他们想要出国留学，只能依靠当时有能力办理留学申请的机构或校方代表。

　　王黔和好友在成为瑞士学校的校方代表后，曾赴瑞士培训，获得了当时较一手的行业信息，并将这些申请所需的细节告诉学生，帮助学生办理申请手续。而他们当时获取学生的方式，居然是“在《新闻晚报》的中缝打广告”。提到往事，王黔颇为感慨，他打趣道，“我们有幸经历了留学行业从初始至今的每一个时代，堪称留学行业的‘活化石’。”因为行业的稀缺属性，当时的留学办理还处于卖方市场，学生身边有办理留学的渠道都会辗转相告。王黔在报纸上刊登一个广告，在最多的时候能接到几十个前来咨询的学生电话。

　　在这一阶段，留学行业完成了初期的构建和延伸，在历史浪潮和时代际遇的交汇涌动中，慢慢铺展开去。

　　2000—2004 初级架构

　　通过王黔的回忆，不难看出，在那个年代，国人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极其匮乏。拥有信息优势的人，就拥有话语权和强势地位，就能够赚钱。信息不畅，加上暴利的吸引，各种“黑中介”滋生，行业内出现了许多恶性事件。

　　基于此，教育部于1999年8月24日颁发第5号令，把留学中介业务定义为“特许服务行业”，所有机构必须先获得教育部颁发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资格认定书”，才有资格从事相关服务。

　　该规定下，首批获得资质的公司，大多为之前官方办理出国服务的部门（比如因私出入境、外办等），或拥有教育背景的机构（比如教委国际教育交流处或大学）。“各地政令和经济水平的不同，造成资质审批在不同地区有很大差异，北京批了200多家，上海只批了16家。”王黔提到，很多获批资质的公司由于业务刚开展不久，就“收编”了一些有能力办理某些国别业务的个人公司，成立挂靠部门。

　　此时，王黔公司的前身具备了雏形。因为没有获得资质，他在上海和浙江等地都挂靠了当地留学公司的部门，并开始涉及更多国别和院校的申请，涵盖荷兰、爱尔兰等国家。王黔告诉《留学》记者，认定留学中介资质的这项政策在诞生之初很好地保护了消费者的利益，增大了机构违法成本，减少了“低诚信”机构的数量。

　　与此同时，互联网的力量也开始逐渐彰显。国家开始针对一些留学事件发布“预警”或相关政策，帮助留学生们及时分辨信息。全国重点城市的国际教育展，配合着媒体和国家的宣传，成为当时留学市场最受热捧的活动。各种海外大学也开始通过官方或非官方渠道陆续进入中国市场。行业内开始出现国外教育机构或学校专门派驻在中国的校方办公室和代表。

　　王黔将这一时期称为留学行业的“初级阶段”，整个留学行业从相对初级的代理模式逐渐转向更有技术含量的信息咨询服务，具有官方资质的留学公司开始对各国学校及专业分门别类，帮助学生结合自身条件规划留学。

　　在这一阶段，在资质审批政策助力下，首批行业从业公司及人员涌现。教育展的大热和国家政策的推动，让行业开始全面开花式地在大城市发展。而随着标化语言考试和学术成绩的标准确立，学生也开始系统专业地准备出国留学。

　　2005—2013 “暴力”发展

　　2004年之后，留学行业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在这段时期，出国留学的方针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出国教育效益极大增强。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发布，坚持“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

　　随着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和政策鼓励，留学大潮滚滚而来。出国留学人数大幅提升，而他们出国的目的，也从最初的“为了出国而出国”更多地变成了结合自身未来职业发展和人生规划来制定留学计划。此时，不同年龄、学历阶段的学生都开始涌现。学生对留学行业的需求显现出细分化趋势，对于海外大学，专业，学术排名等开始具有越来越高的要求。

　　为适应这些需求，留学公司在内部管理上，开始将整个办理过程流程化。公司开始将岗位人员细分到不同国别、不同流程阶段中去。各种海外教育机构及细分产品也开始出现并发展——各地大学合作办学发展迅猛；出国语言考培行业异军突起；美国留学业务成为业内新贵。

　　在行业内百花齐放、各公司自由发展的市场环境下，留学公司的业务能力显著提高。与此同时，留学公司的数量增加，各大型公司开始了全国扩张的道路。一些业务能力出众的公司开始在全国布点开分公司，这其中也包括了iae China。短短几年间，iae China开始在市场需求和行业竞力的双重推动下极速发展。“2005年，iae China成立了华通和信诺作为国内的公司代表；2006年开始，公司逐步成型，并轰轰烈烈地开始了针对To C行业的全国布点。2007年，iae China在全国已经建有十几个分公司。”

　　在这个留学全行业“暴力”发展的加速阶段，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信息的交互越来越快，学生可获取资讯的渠道也越来越多，其中PC端互联网成为主要来源。随之而来的，是从各大机构互联网门户网站投放广告到热门字搜索的广告流量投放战。

　　“这一阶段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留学行业的全面开花，也带来了行业良莠不齐的现状。”在市场疯狂投放、留学公司加速扩张的背景下，许多隐患开始露出端倪——留学公司发现，一路竞速扩张中，他们的运营成本剧增。

　　2013—2016 调整

　　一味地扩张和高速运营带来了极高的成本，此时的留学公司纷纷寻求调整和变化，探索新的运营模式。“从业人员和公司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有的公司开始在细分领域深耕。

　　一些大公司尝试着调整布局和重点。”王黔表示，随着留学行业的进一步发展，留学办理越来越简单便利，这使得留学上下游派生的产品增多，从申请流程上也相应派生出更细分的服务公司。

　　与此同时，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已经开始从门户网站向移动互联网端过渡。有了信息的辅助，学生对于出国前的准备越来越重视，提前几年进行留学规划的大有人在，而大量国际学校的创办明显催生了这一现 象。

　　“短短几年间，留学行业完成了它的调整和升级，中国国际教育及国际学校的大发展拉开大幕，奠定了往后几年行业的基础。”王黔如是说。

　　2016—2020 乘移动互联网之风起飞

　　前文说到，留学资质的产生对于当时消费者辨别良莠产生了很大的辅助作用。但十几年后，在整个留学产业已经完成几次升级和调整的基础上，越来越高速的信息流裹挟着变化一跃而出，使得还在固守“中介资质”这块“金招牌”的公司无法招架。

　　2017年，国家取消了留学中介资质。这项政策的出台给了所有人一个信号：留学行业全面进入市场自由竞争阶段。“垄断者”的优势逐渐消失，大量的个人顾问、工作室、中小公司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在这样的局势下，机构没有了高高在上的资本，固守传统的留学公司开始没落，而那些跟得上发展步调的，也不得不一边努力做好留学服务，一边寻找更低成本的营销渠道和方式。

　　彼时，国际教育才是真正的百花齐放。精英从业人员成立自带流量的个人工作室；语培机构遍地开花；国际学校飞速发展；平台公司大步向前。

　　iae China也顺利完成了从第四阶段到第五阶段的转变，但这个过程不乏“痛苦”和“纠结”。“行业发展至第四阶段，业内都在自我调整，iae也不得不进行自我转型和重新定位。”在进行了无数思考、试探和调整之后，借着留学中介资质的落幕，iae China凭借多年积累，从最早期的院校申请通道成功转变成了行业的资源平台。

　　“我们的第一个转变方向是业务办理和信息交互。虽然现在学生通过互联网可以轻松地获取院校信息，但我们抓取的是申请方面更加细节的核心信息，细节到每年各大学截止申请时间以及入学条件的种种细微变化，这些都可以影响到学生的申请进度和申请结果。我们将这些信息汇总成池，建成资源信息库，致力于为学生提供更新信息和有效资源。”

　　行业和平台的高速发展，受益的第一人自然是其服务对象——学生。在这一阶段，学生拥有了更加多元的选择。不过，完全透明的信息也造成了信息过剩的局面，在这一时期，学生仍然需要专业人员帮助甄选及规划最合适的留学计划。iae China的资源平台化，便可针对这一痛点，帮助学生在获得整个国际教育领域业务支持的同时，过滤信息，完成有效的规划和选择。此外，iae平台正在将学生留学过程中需要的保险、理财、租房、就业等等一系列资源方整合起来，为合作伙伴和学生提供更多可选空间。

　　留学行业的第五个阶段，正是如今我们在经历的。在这一时期，学生的学术成绩和综合实力的提升造成了激烈的竞争。若欲脱颖而出，则需在专业机构的帮助下提升材料质量，或者对于申请作提前、全面的准备。日益透明化的留学行业，倒逼着从业人员更专业，服务更全面深入。王黔相信，未来，留学行业可衍生的服务和内容会更多，留给留学人的前景会更加广阔。

　　2020—？新的世界 新的希望

　　2020年初，世界被按下“暂停键”。然而，被笼罩在疫情阴霾下的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民族和国家都在酝酿着新的变化与生机。留学行业也逐渐从冰封中苏醒过来，在曲折多变的世界局势下开创出新的道 路。

　　对于王黔来说，疫情带来的不只有挑战，还有启示。“疫情告诉我们，原来大部分的课程都可以在线上解决。这并不意味着未来我们都会在线上学习，因为留学的本质还是要出去感受不同文化，锻炼独立生活的能力。但这是一种改变，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未来的国际教育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未来的留学生可以同时感知世界多个国家的文化和教育，这才是真正的global和international。”

　　作为国际教育资源平台，iae China正寻求着产品的突破、整合和融汇。“在未来，我更期望做的是，可以真正改变学生接受教育的历程，就像刚刚畅想的那样，通过科技和信息的发展，简化留学办理流程，改变学生选择国际教育的模式。”通过公司发展创造的商业模式来改变留学现状，是王黔作为公司负责人的期望。从个人层面出发，王黔也正关注着来华留学，“虽然现在来华留学只处在起步阶段，但未来我想它可以发展起来。”

　　中国近代留学历史从留学幼童容闳开始，而中国的现代留学则在改革开放之后兴起。发展不过三十余年的留学行业虽“资历尚浅”，但却有足够分量。

　　2019年度，我国出国留学生总人数突破70万，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58万。这些学子，正拥抱着时代的洪流，散入世界的各个角落，奔往自己的未来。

　　正如王黔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的那样，他看到新一代的留学生，正在祖国发展的各个领域全面开花。开放强盛的祖国，支持着这些留学生们自由探索世界，思考文化交流碰撞背后的深层原因。王黔希望，这些年轻人面对辽阔世界时，可以更加自信和从容，学贯中西、兼容并蓄，拥有世界视野下具有东方智慧的格局和魄力。

　　王黔相信，未来的新生力量，终会往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在时代洪流中彰显自己的力量。（记者：刘薇禛平）